出不去——司法官与行政人员结构严重失调、不合格人员挤占编制。

因此，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应该以承认和服从法律文本的权威为前提，重视法律文本的视界，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融合说从认知的角度去对传统观念进行挑战进行否定确实有它的道理，但是没有在正当性问题上、在制度框架的意义上、在制度限定的意义上进行思考，提出思路，解决自己的可行性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它不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理论，也就是说被制度认可的理论。

在一些大陆法传统国家，比如瑞典等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这样一种主观立法意图的概念占有绝对的优势。比如我们看到了无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看到了数罪并罚、故意过失、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等等，这些东西肯定都不是在你看到的那一刹那才有的，在这之前的课堂上、读法学著作、教科书时已经获得的。所以它们在法律解释正当性渊源的认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语义原意说认为立法者的原意与法律语词本身的语义含义是一致的，解释者应从法律语词运用的本身探明立法原意，而不应该从立法语词材料或者其它任何外在材料来确定立法的原意。所以语义原意说实际上是对解释者自由度的一种高度限定，就是根据法律文本本身来追溯立法的原意。

而对于确定性和妥当性关系的思考，又涉及到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评价。在各种选择说中，语义原意说和文本说偏重法律解释的确定性，历史原意说、理性原意说和解释主体说则偏重法律解释的妥当性。什么是更好的解释、什么样的解释是更加正当的？正当性是法律解释特别是作为一个法律家、一个法律职业者从事法律解释活动时所追求的目的，它是法律解释结论在一定的制度场景中被认可和遵循的前提。

当人类历史中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变需要进行很复杂的法律改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超越法的概念就会应运而生，这里就是我们所讲的确定性和妥当性。对于上面的问题，多数论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法律问题上，常常可能出现没有明确答案（即在法律应予规范的对象上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或者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确答案的情况，从而需要法律适用者做出自由裁量。各种各样关于法律解释的理论和学说、观点大致都脱离不开这三种逻辑形态或者叫理想形态。但是，即使在诉讼案件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不确定。

如果采用自然法学的视角就会发现在实在法之上有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思考就是针对法律妥当性的一种评价，特别是当我们由于各种原因觉得实在法有毛病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一种超越性的思考。对法律解释来讲最重要的不是给出一个结论，不是比谁理解解释地更好，而是比你的解释能不能具有制度上的效益。

在理论上，则始终作为一种主要思路或主张存在。无疑，两者都是极富洞见的。在这方面，美国的波斯纳法官提供了一种好的思路。而这样一种处理也同样符合法律或法律解释对确定性的追求，同样是对主观任意性的批评或挑战。

确定性和法律的客观性概念或者决定性概念之间经常是可以置换的。法律规定可能存在着缺漏、模糊和陈旧过时等情况，从而脱离甚至背离法律的目的或价值追求。这些都属于价值观念的分歧。法治理论在西方有很通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规则主义和规则怀疑主义，这实际上反映了法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基本逻辑脉络。

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如果法律本身不具有空缺性，就不会引来后两者的问题。围绕法律解释正当性的问题，我们要思考一系列的问题，称之为思考点或要点。

第二点要肯定在疑难法律问题上存在作为交谈合理性的确定性或客观性。所以法律解释活动必须有助于法律确定性实现的这种追求。

这同样也是一种确定性。更深一层的理由在于，法律解释与裁判中的法律适用相联系，其结果将对他人或社会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它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解释者个人对法律的一种理解和认知活动，而更应该是解释者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和法律文化传统中所从事的一种规范化操作、一种必须包含交谈合理性的操作。在同一个法律问题上可能同时存在几种可适用的解释方法，它们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观点，而对于它们的运用顺序由于人们在解释的目标和实体价值判断上存在分歧，也难以形成共识。其次是法律解释的认知结构：统一、选择和融合。这些要点涉及到确定性的含义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问题和概念。因此，基于交谈合理性产生的解释结论并非主观任意和不确定的，尽管它可能并不具有本体论或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或确定性。

法律解释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理解或认知法律文本意思的活动，从认知的角度看，原意说、文本说和主体说等不同形态的法律解释理论包含着对法律解释认知结构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模式：统一模式、选择模式和融合模式。为此，他首先巧妙地将法律渊源的范围加以拓宽，认为法律不仅由规则组成，而且还包括原则和政策，然后提出其整合法学（law as integrity）的建构性解释（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的方法，认为对疑难案件的判决应该与法制的整体及其历史发展取得最佳协调，从而把妥当性纳入确定性之中。

我们如果要确定一个法律文本的含义，必然要涉及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2、疑难法律问题的确定性之分析进路 讲法律的确定性或说如何追求法律解释中的确定性，最关键的思考点就在疑难问题中我们如何思考法律的确定性。

这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基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划分，把涉及造法的疑难法律问题交由立法者处理，以此避免司法活动侵入立法领域。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应该肯定立法者和法律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创制和被创制、源和流的关系。

另一方面，法律的妥当性也不能仅仅归结为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第三同时，强调作为交谈合理性的客观性概念在司法裁判的法律解释活动中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法律解释是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和说明，法律解释是一个从内到外的完整的过程。遵循这样一个定义，我们对法律解释技术的把握肯定就不是我们现在教科书简单罗列的一些法律解释方法，而是一个系统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建构就是围绕着理解和说明来展开的。

首先，如何确定法律文本的意思的关键性要素也即分析要素是三个：立法者、法律文本、解释者，这就涉及到分析的进路的问题。一方面妥当性的实现必须要确定性，这是法律的基本的内在属性，而不是外在于法律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属性法律就没有价值。

同时他认为在一个社会或共同体中，成员在政治思想、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是高度同质的，同质性程度越高，多元性程度越低，他们就法律问题达成共识的机会就越大，对法律问题的处理也就越具有客观性。（三）疑难法律问题的确定性 1、疑难法律问题成因分析 要认识波氏提出的作为交谈合理性的客观性概念，不能忽视它产生和所针对的是疑难法律问题。

因为现实生活中谁有权力说是妥当的，其实还是一种权力意志。法律解释中所产生的属于法律的疑难问题，主要就是这样三类，这样的概况是有充分的包容性的。

上面主要讲了对法律确定性概念的一种重新阐释或者是一种系统的阐释。换句话说，最初有一个法律的神话，对法律是迷信的，觉得法律是靠得住的，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无缝隙的调整是可能的，但是之后我们发现法律有很多问题。传统认为法律是由规则构成，是一个规则体系，规则更加刚性、更加硬性，也更加明确严格。）并采取不同的运用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解释观点。

对于简单案件的判决，法官常常不附公开的理由，因此对案件的汇编往往集中于疑难案件。确定性（determinacy，certainty）、妥当性（rationality,reasonablity），这种对译不一定是很合适的，但也不一定就不合适，在外文著作里面可能也有其他的表述，但是大致上和确定性相对的是妥当性，就是解释的结论必须满足法律确定性的要求，同时又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不能认为立法原意只有到法律文本的语义之外去寻找，也不能认为法律文本的语义不能有效地传递给解释者、并为解释者所接受。所以在这个方面它有一个巨大的功用

什么是制度背景的要求、什么是制度背景的制约？为什么运用一种解释方法具有正当性而用另一种方法就没有正当性呢？为什么在运用解释方法时要分析，遵循某种优先性规则它的效力真正得到确认，这就是基于我们对解释规则解释方法的一种认识。就像庄子说的，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否快乐呢？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文字游戏，但是法律的解释过程中确实每个人的处境、背景、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很难想象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来审视问题。